吳老師說自己記不得具體是哪一天了,只想起當時雀躍的心情。
在2007年初的某天,陽光很好,他看著樓下的小河,對身邊的人說:“我要去見年廣久了。”
他與年廣久有兩面之緣。
一次就是2007年,為了拍攝中央電視臺的紀錄片,吳老師去安徽蕪湖拜訪他。
另一次的記憶有些模糊,他說那約莫是2011年,為的是*財經(jīng)的某次拍攝計劃。
10多年前的畫面早已被歲月沖刷得模模糊糊,但有件事他記得很清楚。
他問傳聞中目不識丁的年廣久:“你認不認識字?”
年廣久回答說:“我識的。”
于是吳老師讓他寫“年廣久同意”。
他放下筆,吳老師看到了紙上的字是:年廣久同一。
1月12日,據(jù)媒體報道,著名民營企業(yè)家、“傻子瓜子”創(chuàng)始人年廣久先生,因病醫(yī)治無效,于2023年1月11日14時在蕪湖逝世,享年84歲。
當晚,吳老師在朋友圈曬出當年與年廣久會面的老照片,感慨道:“老年此生,糊糊涂涂地來,明明白白地走,值的。”
有人在評論區(qū)回吳老師,那是“草根時代”的民營企業(yè)家。
在民營經(jīng)濟成長為“樹根”前,年廣久是一個跳不過的時代音符。
01、“*商販”
吳老師那本《激蕩三十年》里*次提到年廣久,話茬是接在一個“預言”之后。
書中寫道:
1979年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又迅速批轉了*個有關發(fā)展個體經(jīng)濟的報告:“各地可根據(jù)市場需要,在取得有關業(yè)務主管部門同意后,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、服務和手工業(yè)者個體勞動?!比珖?張個體戶執(zhí)照據(jù)說發(fā)給了溫州的小販章華妹。到這一年年底,全國批準開業(yè)的個體工商戶約10萬戶。
……
在法律和政策意義上,中國民營公司的合法性,是在此時被確定下來了。在兩年后,它將遇到*個考驗,而它要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保護還要斷斷續(xù)續(xù)地進行20年。但是,新的故事真的開始了,盡管開始得不情不愿,磕磕絆絆。
這個考驗的主角,就是年廣久。
年廣久是安徽懷遠人,文盲,前半生在街頭市井過活:7歲在街巷撿煙頭掙錢,9歲做學徒經(jīng)商,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。
1963年,他因“投機倒把罪”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,出獄后為了維持生活,年廣久炒起了瓜子。
那個時候,他才二十多歲,約莫也沒想過未來人生會遭遇如此多的起伏,也預判不到自己將成為時代的音符。
傻子其實不傻,那個年代,他想著要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,想來想去突然想到,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“傻子”,他自小也被叫成“小傻子”,于是索性叫個“傻子瓜子”得了。
沒想到,“傻子瓜子”的牌子一掛出,竟引來一片叫好聲。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,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,他便請來一些無業(yè)青年當幫手,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,到秋天,別人幫他一點數(shù),居然有了12個。
這個數(shù)字不尋常。
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*卷第三篇第九章《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》中,曾明確區(qū)分“小業(yè)主”與“資本家”:“直接參加生產(chǎn)過程,他就不過成了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,成了小業(yè)主”“每個師傅可以雇用的勞動者的人數(shù)不得超過一個極小的最高限額”。在1980年代初的討論中,“七上八下”就是那條界線。
12>8,年廣久成了資本家。
這種在現(xiàn)在看來很荒唐的事,當年卻在全國范圍內(nèi)引發(fā)了激烈的討論。這些討論是不公開的,但全中國的政府官員們都在思考這個命題:“安徽有個年廣久,炒瓜子雇用了12個人,算不算剝削?”
推而廣之,那些新成立的個體工商戶、家庭副業(yè)里,雇工數(shù)能不能超過8個?
爭論一直延續(xù)到了1982年,彼時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(jīng)雇工105人,日產(chǎn)瓜子9000公斤,但他的經(jīng)營沒有遭到實質的影響。這得益于鄧小平的態(tài)度——他建議對私營企業(yè)采取“看一看”的方針,并直接點名提到了年廣久的傻子瓜子。
這一點名,讓年廣久的命運發(fā)生了戲劇性的變化,他的名字被刻進了中國企業(yè)改革史中,在媒體的語境里,他成為了“*商販”。
這個“*”關聯(lián)的是影響力,年廣久的命運從此同10多萬個體工商戶、私營企業(yè)的命運掛上了鉤,成為了“80年代民營經(jīng)濟的晴雨表”。
《激蕩三十年》中第二次提到年廣久,講的是傻子瓜子的一次有獎銷售活動。
那又是一個“敢為人先”的故事。
1986年春節(jié)前,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,并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,三個月實現(xiàn)利潤100萬元。
但這一次,年廣久的運氣似乎用完了。不久后,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,年廣久的公司遭遇重創(chuàng)。
1989年年底,蕪湖市突然對年廣久的經(jīng)濟問題立案偵查,罪狀是他在與蕪湖郊區(qū)政府聯(lián)營期間“貪污、挪用公款”。
兩年前,這個全國聞名的“傻子”跟蕪湖郊區(qū)政府聯(lián)營辦了一個瓜子廠,但他大字不識,看不懂按會計制度制作的規(guī)范賬目,于是企業(yè)里的財務自然是一本糊涂賬。
他卻辯解說:“我只要知道進腰包多少錢,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。”
這個案件拖了兩年,1991年5月,蕪湖市中院判決,年廣久的經(jīng)濟問題不成立,卻因犯有流氓罪,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。
年廣久在1989年的遭遇并非偶然。這一年,中國的企業(yè)改革陷入了“倒春寒”。來自政治和經(jīng)濟上的雙重壓力,使很多私營老板產(chǎn)生了極大的恐慌心。
那時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甚至在頭版頭條承認:“近一段時期,一些地方的個體工商戶申請停業(yè)或自行歇業(yè),成了社會的一個熱點話題?!?/p>
年廣久的轉機與民營經(jīng)濟的轉機同時到來,1992年,鄧小平發(fā)表南巡講話,再以“傻子”為例,強調保持政策的連續(xù)性。
一個多月后,年廣久被無罪釋放。
02、被“嫌棄”的暴發(fā)戶一生
野蠻、粗暴、固執(zhí),可以總結為年廣久后半生的強烈標簽。
1989年被立案調查時,據(jù)年廣久自己說,在法庭調查中,法官問他:你是否以解決工作為名,奸污過10名女工?他回答:不是10個,是12個。他后來對記者說,這樣回答是因為:你給我湊足大滿貫,我不如給你湊一打。
發(fā)言上大膽,企業(yè)經(jīng)營上也沒什么節(jié)操。
年廣久一直習慣于家庭作坊式的勞作,到50多歲,他都打著赤膊親自上陣,在燒得火熱的大鐵鍋前炒瓜子。而當瓜子不夠賣時,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購,裝入自己的包裝袋,結果因為質量參差不齊而使品牌大損。
每次年份上“逢8”,年廣久都會成為媒體追尋的對象,在聚光燈下,他的這些特質更加暴露無遺。
1999年,《南風窗》記者找到年廣久,用下列文字描述這位當年的“*商販”:
他有些蓬亂的頭發(fā)明顯留著倉促起床的痕跡,一身藏藍色的西裝也不見平整挺括,被煙熏得發(fā)黃的手上留著長長的指甲,一枚碩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顯得分外惹眼,消瘦的臉上透著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。
2008年,《新財經(jīng)》采訪年廣久,文章題目是《年廣久:很傻很暴力》。
這是一篇充斥著對年廣久不滿的報道。
記者眼里的年廣久很不尋常,作為1980年代初就能賺100萬的企業(yè)家,他過分節(jié)儉,面對媒體,他兇悍又自我,嗓門很大,大到說話都像在吵架,不允許別人否定和插話。
這次采訪并沒能如愿獲得更多商業(yè)信息,年廣久不著邊際地從樓下路人打架,說到糧食產(chǎn)量,記者幾次打斷均以失敗告終。
問及與競爭對手“洽洽”的問題,年廣久做出了夜郎式回應:“我才是瓜子業(yè)的龍頭。如果我死了, 那就沒辦法了。否則,想跟我斗,沒人干得過我?!?/p>
現(xiàn)實是,當年洽洽的銷售額已經(jīng)超越了傻子瓜子。
傻子富了,但人們還是覺得他“像個傻子”,只是走了好運罷了。
年廣久心里大抵是清楚的,為了追求認同感,他也沒少下功夫。
《激蕩三十年》里寫道:
年廣久結婚四次。1987年,50歲的他同一個20出頭的年輕女大學生第四次成親,演出了一幕驚世駭俗的情感劇。在當時,他的婚姻成為人們鄙視暴發(fā)戶的一個公證。
年廣久有了錢后,很希望鄰里鄉(xiāng)親社會公眾另眼看他。他想通過仗義疏財換取社會對他的尊重。在兒子上中學時,經(jīng)班主任介紹,他準備給學校捐一筆獎學金,當學校就此進行討論時,許多老師提出異議:給優(yōu)秀學生頒發(fā)“傻子”獎學金,這不是往學校臉上抹黑嗎?
但有些努力似乎是一種徒勞,年廣久對自己的評價是:大錯不犯,小錯不斷。而許多跟他有過往來的人則說他:小事精刁,大事糊涂。
這顯然不是一個高評價。
連他的兒子年金寶都說:
他當時之所以出名,是靠新聞炒起來的,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,全國都在找典型,碰巧讓他撞上了。他個性天不怕、地不怕,得罪了很多人。作為“傻子”品牌的擁有者,他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,給品牌造成不少負面影響。
03、遲暮的草根和崛起的樹根
直到2018年,上游新聞去蕪湖采訪年廣久,他變得溫順了。
記者在店里觀察了他一天,他們看到的畫面是:
年廣久坐炒貨柜臺旁邊的凳子上。一個年輕的時髦女孩是當天*位客人,她問年廣久:“哪種口味好吃?”
只見他掀起炒貨蓋子,示意女孩嘗嘗,嘴上也沒停,他答道:“都好吃,椒鹽味的,話梅味的,原味的,看你口味?!?/p>
在這一天里,只要有人駐足,他就站起來笑臉相迎介紹炒貨。那年80多歲的他,還能熟練裝袋稱重,在價錢算好后,再伸手進柜臺,像幾十年前那樣,給客人多抓一把塞進袋子。
但走出店門外,已是滄海桑田。
我們前文提過,“傻子”年廣久能夠一路綠燈活下來,離不開鄧小平的三次搭救。
針對年廣久的雇工問題,鄧小平認為,對個體私營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給予肯定,就姓“社”姓“資”的爭論,“放一放”“看一看”。
針對傻子瓜子以次充好的問題,有人繼續(xù)揪住雇工問題提出異議,鄧小平再次表示讓“傻子瓜子”經(jīng)營一段。
第三次就是年廣久入獄。1992年,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:“農(nóng)村改革初期,安徽出了個‘傻子瓜子’問題。當時許多人不舒服,說他賺了一百萬,主張動他。我說不能動,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,得不償失?!?/p>
這種幸運,這恰恰驗證了年廣久草根一生的不安定:怕風畏雨,速生速滅,而野火燒過,明歲又復生。
在《40年40人》專訪中,蕪湖市人民廣播電臺記者陳國勝說起了他眼中的年廣久,年廣久曾經(jīng)講了過去“遭受迫害”的事,“打辦”(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)怎么追著他沒收他的瓜子的事。記者的感受是:他害怕政策變,希望得到這社會的支持。
當然那個民營經(jīng)濟是草根一樣的年代,不會再回去了。
在預見2023·吳曉波年終秀上,吳老師給這個新世界下一個新定義:民營經(jīng)濟是樹根經(jīng)濟。
他說:
從傻子瓜子開始,民營經(jīng)濟被稱為草根經(jīng)濟......我必須非常認真地告訴全中國所有的朋友們,中國民營企業(yè)不再是草根,“給點陽光就燦爛”“給點雨露就發(fā)芽”的草根時期結束了,它們正在成為下半場中國的“樹根經(jīng)濟”。
為什么是“樹根”?中國制造業(yè)500強中,民營企業(yè)362家,占到了72.4%;中國新經(jīng)濟500強中,民營企業(yè)422家,占比84.4%;中國A股上市公司五千多家,民營企業(yè)3168家,占到63%。
“提法”上的變化背后,是對國民認知的一次升級。而年廣久這個時代音符,也將隨著他的離去,畫上休止。
一路走好,與那個時代一起。